何兵 立马军都

何兵

    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歪在床上看闲书。太阳从窗外斜斜地射入，暖融融的。我暗自庆幸，又得浮生半日闲，电话铃忽然响了：
    “请问你是何教授吗？”
    “是。”
    “我是一个军嫂，……有点事想麻烦你。”
    我心里犯了嘀咕。这些年来，虽然不时有莫明其妙的电话打来，但我与军嫂，确乎没有什么关系。她会有什么事呢？
    “我们军嫂想成立一个军嫂协会，可是民政局不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    “军嫂要成立协会？”我来了兴致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背靠着军人宽厚的肩膀，军嫂们应该很踏实——谁敢欺负军嫂呢？“军功章啊，有你的一半，也有我的一半。”利益不是已经分配好了吗？
    我问道：“军嫂成立协会干什么？军嫂不是挺好吗？”
    “不行啊，何教授，问题很大。现在有些军人不要军嫂了。你想，军嫂都是随军家属，没文化，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。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人老珠黄的，半途被抛弃，怎么活呀？部队分的房子都是军人的，离婚后，没有住房，没有工作……。我们调查了北京的一个军属大院，一个院子里就有几十家这种情况，而海淀区军属大院就有八百多个”
    我不知，她说的是否属事。如果是，那么情况确乎很严重。
    “那么，都是什么人在抢站军嫂们的营地呢？”
    “北漂！那些北漂！”
    “北漂”是北京地区的一个新兴名词，特指那些没有户口，没有固定工作，在北京漂游的男女。为了求得生存的空间，他/她们在各个领域与本土北京人进行激烈的竞争，包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。我明白了，这些要成立协会的军嫂们，是在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中年女人，她们想发起一场婚姻保卫战。军营里的耳濡目染，使得她们懂得，为了维护利益，必须集团作战。
    “我们成立这个协会，没什么恶意，不过是想维护军嫂的利益。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很有利。有一个军嫂，因为被抛弃，从楼上跳下来了，成了残废。有一个军嫂被抛弃，扬言要跳金水桥。还有一个军嫂，扬言要炸家属楼。后面这两个，都被我们劝阻了。我们工作真是很有好处啊，民政局为什么不批呢？”
    “那么，妇联是什么态度？”
    “妇联开始支持我们，同意我们挂靠在妇联的名下。民政的同志对她们说，将来出了问题，你们能担得起吗？结果妇联怕了。我们怎么办呢？”电话里她再次问道。
    我建议说：“你们先这么干着吧，没什么事。只要你们不反党，不反政府。”
    “那我们请你做顾问，行吗？有什么事，我们想咨询你。”
    我漫应道：“可以。”
    我不知，她们后来是否按照我的建议“先干着再说”。如果确实如此，那么中国又多了一个“黑社会”。
    这个事例，我在给学生讲课乃至到外地讲学时，反复谈起。它反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，即民众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，有着迫切的组团愿望。生活的经验教育他/她们，为了维护利益，必须抱成一团。他们的愿望与中央的政策是一致，与法治的目标是一致的。行政许可法颁行的一个目的就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的管制，包括对人民组团需求的管制。
    法治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，各不同的利益阶层基于自身的利益，有着自发组织起来的动向。利益团体发育成熟以后，可以通过利益集团的代表人，在人大、法院、政府等各个层面，合法有序地发出他们的声音，提出利益诉求。相反，如果民众不能有序地融入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，他们必然“弱不禁风”，饱受社会强势集团的非法剥夺，沦为流民、贫民，最终沦为暴民。阻止民众自发组团，导致民众像一粒粒尘沙，随风游荡。其结果是，一旦社会出现重大纷争，这些尘沙就会乘风起舞，四处飞扬，无法控制。相反，如果准允他们自发组团，不仅他们的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障，而且，这些社团可以成为控制社团成员的有效手段。简单地说，社团是社会成员向国家主张利益诉求的有效机制，也是国家将其方针、政策、法律实施于社团成员的有效机制，它是稳定国家和社会的最有效机制之一。  
    历史学家吴思语重心长地告诫道：“流民是土匪和造反派的后备军。”一个社会为了消灭土匪和造反派，必须首先从制度上消灭“流民”，让“流民”归队，而社团即是流民的家。清官海瑞也曾说过：“小民口小，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。”他的意思是，老百姓很可怜，说话没人听得见。为了让民众的声音能够上达视听，必须让人民组织起来。为此，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，对于民众的组织需求，采取疏导的政策，而不是压制的政策。压制的结果只能是“黑社会”丛生，这对国家、社会和民众，都是灾难。